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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之美 营造学社眼中的新都

作者:西西 来源:成都日报 发布时间:2018-09-09 浏览次数: 【字体:

上午十点不到,巍峨高耸的宝光塔前已经排了不少前来跪拜祈福的人们,有相互搀扶的白发老人,有带着孩子的父母,有结伴而来的亲友……他们纷纷在塔前虔诚地跪下,双手合十,默念着自己的心愿,然后起身绕塔三圈。人们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,寄托在这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砖塔,风轻轻吹过,塔身上的铜铃响起,声音清脆却又轻柔,虚无缥缈,仿若是佛像们在喃喃细语。

70多年前,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、刘敦桢、陈明达和莫宗江也曾来到这座塔前仰望,并去往新都其他寺庙拜访。和大多数人的关注点不同,他们关心宝塔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、佛像的雕刻风格是哪个朝代,大殿的建筑形制是如何的……他们力图以古建筑学家的视角记录和守护新都的寺庙。

梁思成

蜀中名城新都

新都,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中川北之行的第一站,它位于川西平原的腹心地带,距离成都仅16公里。公元前7世纪左右,蜀王开明氏在新都境内建都,为有别于杜宇氏的旧都郫邑,新建都邑遂名“新都”,与广都、成都同为蜀中名城,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。

 青白江、毗河等河流横贯新都境内,这些河流的冲积物经年累月地沉积下来,便成为大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,为新都带来丰富的物产,成为四川著名的粮库之一。这里还是成都的北大门,是中原入蜀官道金牛道的必经之地。集齐了天时地利的新都慢慢变得繁荣起来,在历史上被誉为“蜀中宝玉”“天府明珠”,也因此留下了不少古迹和文物。而东汉王稚子阙、宝光寺、寂光寺和正因寺,正是营造学社此次前往新都考察的目标。

1939年11月16日下午两点,梁思成、刘敦桢等人从成都北门外汽车站出发,乘坐人力车往新都赶去。这条新成公路,便是以前的北大路,是川陕驿道南端的最后一段。坑坑洼洼的碎石路上,汽车、马车、板车、架架车、人力车来来往往,常常掀起尘土飞扬,搞得路上的人满嘴是灰。

那时,人们即便还没有到达新都,远远地就可以看见一座白色的塔,高耸在一片葱葱郁郁的树林和青砖黑瓦的建筑群之中,尤显得遗世独立。这就是宝光塔,高30米的密檐式四方形砖塔,它曾是新都境内最高的建筑,在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的年代,新都周边的很多地方都可以一睹宝光塔的风采。

 汉传佛教寺庙,发轫于汉代,风靡于六朝,继盛于隋唐,延续于明清,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,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乡之中,或隐于山林之间,或偏安于闹市一隅。在古城新都,从简陋质朴的田间小庙,到壮观精美的寺院,真可谓“三里一庵,五里一寺”,据清代道光年间编撰的《新都县志》“祠祀志”记载,当时的寺观数量超过六十处。它们是弘扬佛法、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,更是老百姓祈福避灾,寻求心灵安慰的一方净土。

那些已经消逝的遗迹

 东汉王稚子阙,是国内稀有而珍贵的文物之一,从宋代开始就有许多著述记载过它。清雍正九年(1731年),“汉故先灵侍御史”一阙没于沟水,唯“汉故兖州刺史”一阙尚存,字分裂为二。道光十七年(1837年),新都知县张奉书用砖石嵌合,碑字为一,同时又在王稚子墓前修瓦房三间,将阙立在瓦房中后壁。

 可惜,当营造学社一行人来此考察时,发现“阙已无存,惟余‘汉故兖州刺史……’数字,嵌于路北某店墙内,视王氏《及金石萃编》所纪,更为残毁不全矣。”(刘敦桢《川、康古建调查日记》)这样的遗憾,在营造学社的古建筑田野考察中并不少见。“时常,我们从文学典籍中读到某个古代遗迹的精妙景致,但满怀期望的千里朝拜只找到一堆荒墟,或许尚许零星瓦片和雕石柱础聊充慰藉。”(梁思成《我们的旅行》)

 也正因为这些遗憾,更显示出营造学社考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,“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,助长保存趋势,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,亦可逐渐减杀。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,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。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。”(梁思成《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》)梁思成、刘敦桢等人曾在新都考察过的寂光寺、正因寺,如今都已经被拆毁,消失得无影无踪,仅在营造学社成员的图文记录中留下了一些片段。

 寂光寺,位于新都县东十几里,庙子不算大,其大殿建于明宣德八年(1433年),经过细致观察细节,梁思成发现这座大殿虽然屡经培修,但斗拱梁柱极有可能还是明宣德时期的旧物。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于1941年来到这里,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测绘和考察,确定它为明中叶的建筑物。外檐采用厚重的五彩重昂如意斗拱,昂尾长达两步,架交在金檩底下。刘致平对大殿的天花板赞不绝口:“天花板的制作可以说是相当精美的。天花枋底下,用斗拱、雀替、斗子、蜀柱承托,这不但是制度古老,而且雕制得也非常精美……此寺大殿则用小方格状的平闇。平闇也是唐辽古老建筑上常见的东西,而此殿仍用此制度,可以造这殿的木匠应该是一位有来历的大师了。”(刘致平《西川的明代庙宇》)只是,这座川内并不多见的明代庙宇,最终也难逃在城市进程中逐渐消亡的命运。

 正因寺,位于新都县东南七里,始建于唐代,最初叫作“静乐院”,明永乐年间改为“正因寺”。万历年间,僧人果庆大事修筑,使其成为一方名刹,规模宏大、建筑雄伟,明末毁败,清乾隆十四年(1749年)重修。而寺中刻造于南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(540年)的千佛碑,一直被历代寺僧视为珍宝。碑身虽然仅高175厘米、宽65厘米、厚14厘米,正面却雕刻了小佛像21行,每行29尊,每个小佛像高度约5厘米;碑的中央有一龛,内刻一佛二菩萨;碑侧于小佛龛下,刻四天王像及供养者。

 尽管梁思成认为这块千佛碑的刻工谈不上精湛,但是“惟南朝造像碑,稀如星凤,获此足弥其阙”(梁思成《西南建筑图说》),只是或许他也没有想到,如此珍贵的古代文物,在十年动乱中同样没有逃过浩劫,被用来搭桥、磨刀,直到1973年才被移入宝光寺,给予特别保护。而正因寺因小学迁走后,新都镇打算在原地修建线缆厂,1999年将其大殿迁建到木兰山保护,从此便再无正因寺了。

宝光寺 闹市听梵音

相比那些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的寺庙,宝光寺是极其幸运的,它历经数次战乱,在毁损与重建中轮回演变,最终被留下来,成为我国唯一保存了中国早期佛寺“寺塔一体、塔踞中心”的典型布局,是我国历史悠久、规模宏大、结构完整的佛教禅宗寺院,被尊为长江流域的禅宗四大丛林之一。它距离新都古城北门仅半里,千百年来一直身处繁华之地,却以青灯古佛和茂林修竹,为人们营造出一个远离尘世烦恼的宁静空间。

宝光寺建筑

 宝光寺,相传建于东汉,但目前尚无信史可考,据寺内出土的唐代《施衣功德碑》记载,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(741年),寺庙已经叫作宝光寺,并且规模不小。不过,宝光寺的真正兴盛是在唐僖宗入蜀之后,他曾在宝光寺后修建行宫,相传有一天晚上,唐僖宗突然见宝光塔废墟上霞光迸出,经悟达国师提点之后,在地下塔宫内发现佛舍利十三粒。于是,他下令重修宝光塔(取名无垢净光宝塔),扩建佛寺。之后,宝光寺又历经几次兴废,至清代康熙到光绪年间,不断被培修扩建,再次回到鼎盛,成为成都附近的四大精蓝之一。

 寺内一塔、二坊、三楼、四殿、十二堂、十六院组成的数十座建筑,主要以宝光塔为中心,为一条从照壁到藏经楼后紫霞山的中轴线所统领,有序而又灵活地分布在宝光寺各处,既有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庄严与辉煌,又有天井院落的曲折与灵动。不过,面对这座千年古刹,他心中最大的遗憾是:“然寺内现存建筑,仅无垢塔(原名无垢净光,简称无垢)与明经幢,年代较古耳。”(梁思成《西南建筑图说》)

 无垢塔,也就是宝光塔,前后有天王殿、七佛殿相呼应,左右有钟楼、鼓楼相对峙。梁思成认为这样“中为无垢塔,巍然全寺中心,而佛殿位于其后”的布局设施,“犹存唐以前旧法也”(梁思成《西南建筑图说》)。我国早期的寺院,受印度影响,多以塔为中心,把“塔”视为“佛”来看待,因此建在最重要的位置,周围建以殿堂、僧舍。唐代以后,殿堂才逐渐成为主要建筑。而宝光塔与天王殿之间的距离仅仅只有十米左右,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抬头仰望宝塔,更容易产生一种塔身压顶欲倒的感觉,使宝塔更显得高大威严,让人不由得对佛产生敬畏之心。

 宝光塔塔身十三层,风格典雅端庄,每层的四面皆嵌小佛像,四角挂有铜铃,底层龛内塑有释迦牟尼佛的贴金坐像。宝光塔相传建造于唐代中和年间(881年—885年),不过据梁思成和刘敦桢的细致观察,只有少数小佛像的“面貌神情,极似唐人作风”(梁思成《西南建筑图说》),而宝塔的外观经宋、明、清几代的培修,“唐代手法,所遗无几”(刘敦桢《川、康古建调查日记》)。

与宝光塔面面相对的,立有一座明代尊胜陀罗尼咒石幢,也就是梁思成所说的明经幢。它位于天王殿的弥勒龛后,殿后檐柱上有一副石刻对联:“莲开净域,尊胜宝幢呈瑞彩;月照禅天,无垢佛塔放光明。” 经幢是一种唐代发展出来的介于建筑与石刻之间的佛教法器。这座尊胜幢高6米,幢座上刻飞龙、荷池、荷台、祥云等纹样饰物;中为幢身,八边形,以方寸楷书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咒》;幢顶略小,每面雕有佛像。它建于明永乐十一年(1413年),后因明末战乱而坍毁,被埋入土中。清同治二年(1863年),宝光寺住持真印和尚建尊胜殿(即天王殿),在殿中重立尊胜幢。只可惜经过营造学社的仔细观摩,认为“形制雕刻,俱不相侔,疑清同治二年培修时所增补者”(梁思成《西南建筑图说》)。

来自人间的“五百罗汉”

五百罗汉堂,位于宝光寺大雄宝殿东侧,建于咸丰元年(1851年),内有500尊罗汉像以及77尊诸佛、菩萨、明王、祖师、名僧和十八罗汉等塑像,是中国现存四大罗汉堂中历史最久、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,以塑像奇巧多姿而扬名天下。

宝光寺罗汉堂

五百罗汉信仰兴起于晚唐五代时期浙江天台山,伴随出现相关绘画和雕塑活动。两宋时期,中原、北方、四川等地开始建造五百罗汉堂。元明两代修建较少,清代中期以来,由乾隆皇帝倡导,一度衰竭的罗汉堂再度兴盛。堂内雕塑以佛像为主尊,五百罗汉以环绕方式逐层排列。

清道光初年,当时的宝光寺住持妙胜禅师,曾经发愿兴建罗汉堂,他托钵行化数年,募集白银三千余两,同时又遍访京城及净慈、灵隐、天宁诸寺的罗汉堂,回到新都后,便邀请北派的陕西帮、南派的川西帮与川东帮的工匠,共同塑造罗汉像。其中川东帮的黎广修因为泥塑技艺高超,成为这支泥塑大队的负责人。

黎广修从小就读书学画,之后跟着父亲学习雕像,同时对佛学也有一定研究。他认为,罗汉像应是出家的比丘像,他们不是超自然的神,而是以修行获得正果的人,因此,应是神态各异、感情丰富、“似人非人”的“非人相”。于是,黎广修带着徒弟们,不仅去各个庙堂观察各种神、菩萨的造像,还要走街串巷,观察过路行人,寻找“模特”,然后才以白泥做出小样,不断地进行讨论、定型,最后才塑成1.7米高的罗汉像。

正是由于工匠们敏锐的观察力、扎实的泥塑技术以及大胆的艺术表现力,才使得这五百尊罗汉像千姿百态、妙趣横生。不同于往往千人一面的菩萨像,他们就好似五百个来自人间的普通人,嬉笑怒骂、神情各异、有血有肉、有悲有喜:或胖或瘦、或美或丑、或喜笑颜开、或愁容满面、或憨厚老实、或精明狡猾;有的正掏耳朵、有的穿针引线缝补僧衣、有的闭目养神……这些罗汉的姿态、服饰,甚至手中拿着的物品,大多数都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原型。

这种来源于生活的艺术,拉近了人与佛的距离,而数罗汉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盛行。当人们想要求学业、问事业,或者保平安的时候,也可以选择去罗汉堂数数罗汉,根据数到罗汉的神态,占卜吉凶。如果数到自己不满意的罗汉,还可以重新再数,直到满意而归。这样的风俗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,其实也是帮助人们释放内心压力的缓冲手段,也算作五百罗汉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众生解惑吧。

来源:成都日报


作者:西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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